读《战国歧途》 本书是接着 《失败的春秋》 继续聊战国的书。春秋战国一般以三家分晋或者以田氏代齐开始。因为春秋时期并没有大夫取代国君的先例。过去大夫可能也权倾朝野，但是仅仅是主持国君的废立，真实的国君仍然是最开始国君的血亲。但是从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及田氏带齐开始，开辟了一个异姓大夫取代国君的先河。诡异的是这种明显的僭越却得到周天子的认可，这意味着天子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了。有这个先例之后，各诸侯国的国君开始明白，异姓大夫也开始不可靠了。分封制是天子把天下分割成若干块，王畿之外就分封给诸侯，诸侯国里的事，天子一般不好过问。诸侯再把国分割成若干块，分封给大夫，大夫统治的地方，就叫作“家”。大夫家里的事，诸侯也一般不好过问。与周天子类似的，周天子自己的地盘越分越小，诸侯国也是这样，最终总有几个大的家族可以左右朝政。因为封地导致国君势力慢慢削弱，国君找到了一条新的思路:拥有自己土地、人口、军队的大夫们，总归是靠不住的。从国君的角度考虑，要把权力垄断在自己手里，最好是培养、提拔这样一批人：他能帮我治理国家，但是他没地，没人，没枪，也许有钱—不过我随时可以叫他没钱。找到这批人在当时的社会上并不是不可能，从春秋末期有一个孔子，交学生学习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的贵族技能，结果是，孔子那里毕业的高材生，虽然很多是泥腿子穷光蛋，但是贵族们的事，他们都懂，甚至干起来，可能比贵族还精通。当时干这个事情的不止孔子一个人，只是孔子比较出名而已，这些民办院校的师生是在诸国之间流动奔波、焦虑求职的蚁族，这也就给国君们提供了取代贵族的人才库。这些泥腿子出身的人眼界并不广，对国君的要求也不是封地，他们仅仅要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一般多发点儿粮食)就足够了，这类人在国君眼里便宜又好用，每年分的那点粮食国君可以随时收走，即使给再大的权力，再高的俸禄他们也掀不起大的浪花。所以,他们和国君一拍即合。这批人的社会身份，叫“士”​；而他们扮演的政治角色，用今天仍然高频使用的一个词说，叫“官僚”。士有些特权，只有士，才有资格进政府当公务员。但是你的级别是限死了的，干得再好，指望变成大夫，也是不可能的。即使官位再高国君也不可能给封地。士向上的通道锁死了，但是大夫干的不好家道中落是有可能变回士的。就这样士的上升通道被堵死，而大夫又可能变成士来抢士的饭碗。因为大夫和士的阶层并没有那么死，所以也有士大夫的说法。另一方面，庶人里的优秀分子，又在民办学校（乡校）里受了教育，也可以得到提拔的机会。士就更难过了，一根筋变成两头堵。战国社会阶级间的壁垒打破，士作为大夫和庶人之间的一个阶层，成了上下对流交汇的所在。传统上，国内的大贵族，当然是君主的“朋友”​，但国君现在担心的，就是大贵族们想并且有能力抢夺自己的宝座。为了对付这些大贵族，国君们提拔、任用士阶层的人。但其间有一个问题：本国的士，和贵族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论血缘关系，他跟大夫们往往比跟国君更近）​。你怎么能保证，提拔他之后，他就真心站在自己一边，而不是反而和大夫们私通款曲？相反，外国来的士，就可靠多了。他在我国毫无根基，他的权力，都来自我的赐予，一旦失去了我的支持，他就一无所有。他怎么能不全心全意地站在我一边？他当然是我最可信任的人。国内的贵族们自然看外来户是不顺眼的，相应地，外来户打击起贵族来，也最不会心慈手软。士越来越多、国家的岗位又有限、而本国的士又受到猜疑得不到重用，因此战国时期的士阶级流动十分平常，著名的有商鞅、伍子胥、乐毅、苏秦、张仪、吴起这些人。因此战国时期实际上是君主通过士完成打击本国贵族完成中央集权的变革，在这里面最著名的就是商鞅变法了。商鞅变法首先要打击的就是贵族，著名的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你再是国君的亲戚，如果没有在战场上立功，这个身份是得不到承认的。这是逼贵族和平民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更根本的政策如推行县制，越发摆明了就是国君要加强自己对地方的控制，而取消贵族被封建的特权。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商鞅建立了一整套户籍制度。国境之内，每一个人都要进行户口登记，没有那张身份证（当时术语叫“验”​）​，很多事情都做不成。商鞅又用加税的办法，迫使兄弟分家（不分家就“倍其赋”​）,把原来的大家族拆分成一个个小家庭，再把小家庭重新编排成新的社群，然后规定，​“民无得擅徙”​。这就使每个人都处身于国家安排的社群之中，彼此互相监督。对民众来说变法摧毁了人民的自由迁徙权，把普通人固定在土地上变成了国家机器上生产粮食的零件。对于商人，打击商人中比较富有的平民。其次是儒生和辩士，就是平民中较有文化或才智的人。这两类人在商鞅眼中是不事生产，也无法为国君打仗的人，国家必然逐步削弱以至于灭亡。另外一方面经商、和通过自身能力实现阶级跃迁容易在平民中间形成不好的榜样，动动嘴皮子、捣鼓一些货物就能获得财富，不用上战场，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干，长此以往动摇民心。然后是良民，就是任何具有一般伦理道德感的人。商鞅断言，​“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用良民，那么老百姓家庭和睦；用奸民，那么老百姓就觉得爹亲娘亲不如秦国的制度亲。与人为善，喜欢掩盖别人的错误的，这是良民；自私自利而喜欢窥探监视别人的，这是奸民。表彰良民，就会导致过错都被隐瞒；任用奸民，犯罪的人就都能杀掉。前者是民意胜过王法，后者是王法胜过民意。民意胜过王法，国家就乱了；王法胜过民意，军队就强了。商鞅变法的主题，实质上是尊君权。从上面的一些变革来看，商鞅实际上要把人民变成国家的机器，他本身不关注民众权力，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民有钱，有智慧，有独立的人格，都可能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不够听话。他需要的不是独立的国民，而是一群听话的绵羊。民众不要有任何想法，乖乖的做国家的耗材就好了。人民，卑贱了就会在乎爵位，弱小了就会尊敬官员，穷光蛋就会贪图赏金。君主要有效地控制人民，无非是两手：一手是刑，一手是赏。要让赏这一手效果发挥到最好，那就得让民辱，让民弱，让民贫。但秦国再强大，秦国人民的生活，六国人绝对不羡慕。前面已经说过，当时人民本普遍没有什么爱国心，除了秦国搞非常严厉的户籍制度，人口迁移基本由政府决定外，其余各国的人，觉得哪个国家好就搬家到哪国去乃是常态。但没谁想去秦国，相反一旦有置身秦国统治下的可能，大家就都很恐慌。因此虽然最后秦短暂的得到天下，结果在这套高压制度上也就二世而亡。因此可以看出打天下不妨使用暴力，而维持稳定才需要民心。战国时期各国其实都有变法，其他各国的变法也是加强君权打击传统贵族。只是其他国家没有像秦国这样彻底把人民当耗材。秦国最终能统一的原因一个是变法，一个是地理位置优秀。处于东部平原的六国，虽然交通便利，经济也相对发达，但是平原属于难守易攻，而秦国位于西边，中国的地理形势，由高往低三级阶梯，六国的核心地区（首都及其周边）都在最低一级阶梯的大平原上。彼此之间，并没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秦国打六国很容易；二是六国之间，谁打谁也都很容易。所以，六国都很没有安全感。也是个连锁反应：要想不挨打，就要建立足够强大的军队；要建立足够强大的军队，就得同意君主增加税额和抓壮丁的权力；而其他六国变法没有秦国那么彻底，征兆的壮丁自然有限。秦国老百姓阶级跃迁主要靠军功，因此在参与战争方面秦国是要强于其他六国。况且六国要耗费巨资维持大量的军队，导致经济最终崩溃。这似乎是一个死局，秦国从一开始的地理位置就已经优于其他六国，即使长时间消耗也能消耗，而且又通过变法将民众变为国家机器上的零件。虽然各国都有强势的时期但是在大势面前也无能为力。